• 水钧韶,字梦庚,江苏阜宁人。旧交通系成员。曾留学法国,为汴洛铁路局长孙宝琦的亲属。晚清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女婿。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1943年,水钧韶排行第八的女儿水世芳与时任荷兰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的高罗佩在重庆结婚。
      
    1、盛宣怀督办交通三政之时,唐绍仪、梁士诒领衔的旧交通系已经崭露头角。据邮传部《交通官报》:1909年4月到1911年底,徐世昌、沈云沛、唐绍仪任职邮传部尚书期间,叶恭绰、詹天佑、水钧韶等旧交通系人物得到不遗余力的提拔,成为邮传部的中坚力量。
      
    2、徐世昌升任军机大臣,邮传部尚书一职继续由唐绍仪接任。水钧韶尽管留学欧美学识渊博,但处事柔弱,多谋寡断,不是工程负责人的理想人选,但唐绍仪在1910年的一分奏折夹片里,赞扬水钧韶“该员留学法德有年,通晓法德英三国文字,深明路政。”撤差更换了“办事未能得力”的汴洛铁路总办、升用道留直补用知府汇谦,认为水钧韶“谙悉该路情形,堪以派委接充汴洛铁路总办。”从农工商部调来了水钧韶。
      
    3、1908年初,农工商部驻德商务随员水钧韶奉命调查天津出口草帽辫改良方法,水钧韶向农工商部以及天津商会建议,应当尽快建立草帽辫商人的商会,形成一个统一对外的团体。商会成立后,各地所出的货物,可由商会出面与洋商商谈价格,货品等级、价值高低,均由该会统一规定,华商不能私自让利,洋商也不能随意压价了。水钧韶发现,近年的出口锐减与编织手法的陈旧也有一定的关系:“惟制造草帽辫者,固守成法,不能随时改良,以致销路不能大畅,利益反为日本所夺。”水钧韶建议天津商会,设立“草帽辫调查局”,专门研究考察“何处土产精美,合某国之用,何处手工较为合宜,何处手工尚需求精,何种草帽辫出口最多,何项手工在何处制造”。所有生产草帽辫的商人,由调查局发给最新式样,货品既精,尺寸有准,发挥中国的优势。国外不生产草帽辫,只生产草帽,不但赚钱多,而且反过来还能将草帽又卖给中国人,价格从三四马克至三四十马克不等,更有巴拿马草帽,最贵的竟然卖到五六百马克。水钧韶建议,中国既产草帽辫,何不自造草帽?草帽为人人必用之物,花样随时翻新,有钱人一年要换数顶。如果中国草帽辫产地设立制造草帽公司,按照国际要求制造新式草帽,对于增加出口又是一项贡献,比单纯只卖原料赚钱多了。
      
    4、中国古代民事法律不发达,向来没有专门的民事或商事审判机关。商法颁布后由那些机构来实施,是清政府不得不加以解决的问题。从有关材料看,作为长期实行的正式制度,清政府采取的是各国家通行的作法,以法院为商事审判机关。在有关法院的设置上曾出现过不同的主张。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驻法商务随员水钧韶提出应模仿法国制度,设立专门的商事法院;宣统元年(1909年),留日学生李宗藩等十六人又提出应采纳德国制度,於普通法院内设商事庭,并参照英国的陪审制,由商会选举的陪审官只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之权仍属庭长。这些建议都未被采纳。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颁布的《法院编制法》及其附属法采取日本的制度,规定各级审判衙门中只实行民刑分理,将一般商案归入民事诉讼。但商业登记应采取什么制度,开始并不明确。《法院编制法》只规定审判衙门按照法令所定管辖登记及非讼事件,商业登记是否归审判机关管辖,没有明确规定,而法部在拟订该部暂行职掌和修改该部章程中,则提出登记事项应归法部统管。后法部会同农工商部起草《商业登记章程》,才正式明确下来,该章程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商业登记归地方初级审判厅管辖,未设审判厅之处由地方行政官署管辖。
      
    5、旧交通系依赖袁世凯的屏蔽,派系繁衍起来非常迅速快捷,不仅在成员数量滋生许多,而且成员的政治位置与政治能量相对前清而言都有明显的提高。尤其在铁路业界几乎全被交通系的人物所占据。当时的全国铁路协会基本上囊括了旧交通系的骨干人物。透过协会的人员,可以窥视旧交通系的组成与能量。1914年全国铁路协会会员总数已经达到1592人。梁士诒、叶恭绰当选为正副会长,交通系骨干中坚詹天佑等为铁路协会评议员,水钧韶为候补评议员。梁士诒指定水钧韶为交际干事。

  • 水世芳生于1912年,祖籍蘇北阜寧,在北京長大。

    父親水鈞韶早年是一位外交官,曾出使蘇聯列寧格勒,后任天津市长。水鈞韶共有十個孩子,水世芳排行老八。水世芳的外公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领袖张之洞。

    身為大家閨秀的水世芳,家教極嚴。中學在北京慕貞女子中學就读,這是京城一所知名的女校。從慕貞畢業時正逢燕京、清華都因中日戰爭而關閉,所以水世芳先就讀於西南聯大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後來又在齊魯大學修完歷史社會學學位。

    學業結束後,水世芳進入當時設在重慶的荷蘭駐華大使館工作,与时任荷兰驻华使馆一秘的高羅佩结识。1943年水世芳与高羅佩在重慶結婚,一共育有三子一女。

    作為職業外交官的高羅佩,任職所在三年一換。1943年水世芳在重慶与高罗佩結婚後,旋即於1945年隨高羅佩回海牙,後又調往美國,未滿一年,又去了東京。此後又去了印度、黎巴嫩、馬來亞……等。對水世芳來說,這周遊列國的生活意味著隨時隨地面對環境轉移、文化衝擊,甚至新的語言;她必須立刻適應新的環境、進入狀況,妥善照料丈夫孩子,並且在宴會社交場合談笑風生。這漂泊不定又多姿多彩的外交官夫人生涯卻過早地結束了,1967年,年僅五十七歲的高羅佩身罹癌症,病逝於海牙。

    1967年高罗佩病逝后,水世芳因為不適荷蘭凜冽的寒冬,移至西班牙南部獨居,每年夏天才回荷蘭與兒孫共享天倫之樂。有一次,一位對語言學有興趣的中國友人驚奇地發現,這位在西方隱居多年的女士的中國口音居然幾十年沒變,仍保留著三十年代戰前國語的語法和極軟的一種標準音調。這位朋友甚至要求錄下幾卷帶子保存。他們的子女中只有長子威廉繼承父業,他現任荷蘭萊頓博物館館長,該館專門收藏如南京馬桶之類「看似尋常」的民俗文物。

    水世芳对高罗佩的评价是,「他不是外國人!從我們認識到他臨終,他沒有一天斷過練字;他最愛吃元盅臘腸、喜歡四川菜。他實在是個中國人。」

     

    附:北京慕贞女子中学
      
    清同治九年(1870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北京崇文门内创办了亚斯立堂,1871年开办了教堂附设的蒙学馆,1888年改名为“汇文书院”,1904年又更名为“汇文大学堂”,校址设在船板胡同1号。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合并成立“燕京大学”,原址留下大学预科及中学部,称汇文中学。1952年汇文中学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1959年因建北京火车站,校址迁至崇文区。

    在创办了汇文学校之后,1872年,慕贞女中在亚斯立教堂的南侧建立,初期名为“京都慕贞女书院”,学生数十人。五四运动后,入学人数逐年增加,校舍不断扩大。五卅运动后,学校取消宗教课程,按政府的课程标准教学,并由中国人主持校务。上世纪30年代,学校正式更名为“私立慕贞女子中学”。1951年曾改名为“育新女子中学”,1952年更名“北京市第十三女子中学”,1954年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中学,曾接受归国华侨及外国学生入学。1972年更名为北京市第一二五中学至今。

    1872年美以美会创建的慕贞女校是中国最早的女中之一。据档案记载,慕贞女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只有3人,后来逐渐增加到数十人,可见当时女子教育不被社会认同的尴尬。女校迁址后,原址上盖起一座招待所。有趣的是,慕贞女校原址分初中部和高中部两个校区,两区域与当时的妇婴医院相连,形成一片“男士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