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而此前,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0日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文》,号召肃清匪共,并于1931年7月发动对红军第三次围剿,此时正取得节节胜利。蒋介石于9月19日赴南昌督战,获悉沈阳事变的消息,即于次日返回南京。

    蒋介石这个时候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他深知此时对日作战并无必胜的把握,如果仓促应战,无异于自取灭亡。而对内而言,既要面对国民党内部的频频“逼宫”,又要分心遏阻中共的蓬勃发展。而此时红军依靠江西进行的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已渐成星火燎原之势。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而导致张学良因命奉行的不抵抗遭致国人指摘,怨声载道。殊不知,正是由于蒋介石对当时中国国力及国民精神的清醒研判,忍辱负重,使全面抗战延缓了近六年,黄仁宇将之视为是蒋一生中为祖国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完全由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制造。事变次日,若榇内阁即宣布“不扩大”政策,9月24日,又宣布关东军仅采取“自卫行动”,且即将撤回南满铁道。可是,军方已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若榇内阁于年底辞职。继若榇礼次郎之后于1932年组阁者为犬养毅。此人与蒋旧识,希望和平解决事端,曾派私人代表去见蒋介石。结果,犬养毅于1932年5月10日遭激进派暗杀。

    可见,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约束军人,和平解决事端,并非完全不可能。况且,由于国力羸弱,无力抗战,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各签字国进行干预,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仍抱有极大的期望。

    故蒋介石在听闻国联决议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之后,在1931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内统一之转机,如天下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或不致失败乎?”

    此后国联调查团来华,日本人在东北成立满洲国,美国提出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因英国作梗而作罢等等,中国人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破灭。

    1932年7月,热河事变爆发。日军不断进攻。蒋介石派出三个师前往河北。长城抗战持续两个多月,国军死伤惨重。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蒋介石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塘沽停战协定为中国做好抗战准备争取了四年的时间。协定签订之后,日本分裂华北的运动并未停止,也未能制止日本的继续对华侵略,终于因卢沟桥七七事变导致抗战的全面爆发。

     

    *资料来源: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