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钧韶,字梦庚,江苏阜宁人。旧交通系成员。曾留学法国,为汴洛铁路局长孙宝琦的亲属。晚清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女婿。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1943年,水钧韶排行第八的女儿水世芳与时任荷兰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的高罗佩在重庆结婚。
      
    1、盛宣怀督办交通三政之时,唐绍仪、梁士诒领衔的旧交通系已经崭露头角。据邮传部《交通官报》:1909年4月到1911年底,徐世昌、沈云沛、唐绍仪任职邮传部尚书期间,叶恭绰、詹天佑、水钧韶等旧交通系人物得到不遗余力的提拔,成为邮传部的中坚力量。
      
    2、徐世昌升任军机大臣,邮传部尚书一职继续由唐绍仪接任。水钧韶尽管留学欧美学识渊博,但处事柔弱,多谋寡断,不是工程负责人的理想人选,但唐绍仪在1910年的一分奏折夹片里,赞扬水钧韶“该员留学法德有年,通晓法德英三国文字,深明路政。”撤差更换了“办事未能得力”的汴洛铁路总办、升用道留直补用知府汇谦,认为水钧韶“谙悉该路情形,堪以派委接充汴洛铁路总办。”从农工商部调来了水钧韶。
      
    3、1908年初,农工商部驻德商务随员水钧韶奉命调查天津出口草帽辫改良方法,水钧韶向农工商部以及天津商会建议,应当尽快建立草帽辫商人的商会,形成一个统一对外的团体。商会成立后,各地所出的货物,可由商会出面与洋商商谈价格,货品等级、价值高低,均由该会统一规定,华商不能私自让利,洋商也不能随意压价了。水钧韶发现,近年的出口锐减与编织手法的陈旧也有一定的关系:“惟制造草帽辫者,固守成法,不能随时改良,以致销路不能大畅,利益反为日本所夺。”水钧韶建议天津商会,设立“草帽辫调查局”,专门研究考察“何处土产精美,合某国之用,何处手工较为合宜,何处手工尚需求精,何种草帽辫出口最多,何项手工在何处制造”。所有生产草帽辫的商人,由调查局发给最新式样,货品既精,尺寸有准,发挥中国的优势。国外不生产草帽辫,只生产草帽,不但赚钱多,而且反过来还能将草帽又卖给中国人,价格从三四马克至三四十马克不等,更有巴拿马草帽,最贵的竟然卖到五六百马克。水钧韶建议,中国既产草帽辫,何不自造草帽?草帽为人人必用之物,花样随时翻新,有钱人一年要换数顶。如果中国草帽辫产地设立制造草帽公司,按照国际要求制造新式草帽,对于增加出口又是一项贡献,比单纯只卖原料赚钱多了。
      
    4、中国古代民事法律不发达,向来没有专门的民事或商事审判机关。商法颁布后由那些机构来实施,是清政府不得不加以解决的问题。从有关材料看,作为长期实行的正式制度,清政府采取的是各国家通行的作法,以法院为商事审判机关。在有关法院的设置上曾出现过不同的主张。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驻法商务随员水钧韶提出应模仿法国制度,设立专门的商事法院;宣统元年(1909年),留日学生李宗藩等十六人又提出应采纳德国制度,於普通法院内设商事庭,并参照英国的陪审制,由商会选举的陪审官只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之权仍属庭长。这些建议都未被采纳。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颁布的《法院编制法》及其附属法采取日本的制度,规定各级审判衙门中只实行民刑分理,将一般商案归入民事诉讼。但商业登记应采取什么制度,开始并不明确。《法院编制法》只规定审判衙门按照法令所定管辖登记及非讼事件,商业登记是否归审判机关管辖,没有明确规定,而法部在拟订该部暂行职掌和修改该部章程中,则提出登记事项应归法部统管。后法部会同农工商部起草《商业登记章程》,才正式明确下来,该章程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商业登记归地方初级审判厅管辖,未设审判厅之处由地方行政官署管辖。
      
    5、旧交通系依赖袁世凯的屏蔽,派系繁衍起来非常迅速快捷,不仅在成员数量滋生许多,而且成员的政治位置与政治能量相对前清而言都有明显的提高。尤其在铁路业界几乎全被交通系的人物所占据。当时的全国铁路协会基本上囊括了旧交通系的骨干人物。透过协会的人员,可以窥视旧交通系的组成与能量。1914年全国铁路协会会员总数已经达到1592人。梁士诒、叶恭绰当选为正副会长,交通系骨干中坚詹天佑等为铁路协会评议员,水钧韶为候补评议员。梁士诒指定水钧韶为交际干事。

  • 许世英(1872-1964),字静仁,号俊人,晚年别号双溪老人,安徽省秋浦县兆吉山(今东至县官港镇许村)人。

    民国五年(1916)许世英在段祺瑞内阁先后任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后因受贿案去职。1950年去台湾,任国民党总统府资政。1964年病逝于台北。

    交通系是清末民初伴随着铁路、航运、邮政、电报等所谓交通四政的发展而崛起的政治派系集团。交通系从盛宣怀主持的前交通系,到梁士诒开创的旧交通系,到曹汝霖重组新交通系,前后延伸近半个世纪。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外交生活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1916年7月,许世英以内务总长兼任交通部总长,开始大批裁减交通系人员。旧交通系成员借津浦铁路局购买机车收受回扣的案件,牵连到交通次长王黼炜收取巨额佣金。旧交通系雷光宇、曾鲲化奉命查办,指出许世英严重贪污渎职。文官惩戒委员会本想拖延化解事态,但雷光宇、曾鲲化极力要求从严究办,并制造社会舆论,使当局无法回避事态。结果许世英受到京师高等检察官杨荫杭的侦办,暂时拘押看守所。即使国务总理段祺瑞想挽救许世英,但进入司法程序之后,段祺瑞对于公开干预检察官颇有顾虑,两次收回抗议检察官的草拟命令,最后文官惩戒委员会追究交通总长许世英渎职失察,迫使许世英去职,由交通系骨干权量代理部务。交通系在失去将近半年多的控制权力之后,重新夺回行业控制权。

    不久,旧交通系骨干人物梁士诒、朱启钤等人由于参与袁世凯洪宪帝制,受到继任总统黎元洪的通缉。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趁机接管交通系势力,主持交通四政的工作,并开始培植新交通系成员。

    曹汝霖执掌交通部之后,参事权量、司长曾鲲化均遭到免职,雷光宇等就任参事职务。权量因追随前任交通总长许世英,赞助许世英大力裁减交通系人员,因而在旧、新两系之中左右不能逢源,遭到本派系人员的排挤,由次长下降为普通的铁路局长。曾鲲化因桀骜不逊,傲慢部林,由路政司长降格为三等小局的局长。但由于曾鲲化查处王黻炜,挤走前任总长许世英,对交通系维持派系利益功不可没,所以交通部对曾鲲化就任株萍铁路局破例加薪,并批给公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