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从小到大被不断灌输的诸多历史知识当中,也许所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之“义举”,又是一则遭人误解的、可笑的历史误会。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来看一看这段历史误会是如何造成本不该属于郑成功的历史声名。

     

    郑成功,原名郑森,字大木,福建南安石井人。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生于日本。父亲郑一官,又称郑芝龙,字飞黄,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郑一官赴澳门帮助舅舅黄程打点生意。在澳门期间,郑一官不仅学会了葡萄牙语,懂得了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还成为了天主教徒,取了一个洋名叫做“尼古拉·一官”。随后,因为生意关系,郑一官到了日本平户。在平户,郑一官学会了日本武术双刀法,因此结识了锻造刀剑的日本人田川翌皇(原籍泉州,中国名翁翌皇),并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娶田川之女田川氏(即翁氏)为妻,翌年,田川氏生下郑森,即郑成功。

     

    郑成功7岁时回到老家安平,15岁进南安县学。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郑森22岁时,被父亲郑芝龙带去觐见南明隆武帝。因讨得隆武帝的欢喜,郑森承隆武帝赐姓朱,并赐名成功,封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翌年三月,又封为忠孝伯,佩招讨大将军印。从此以后,郑森变成了“国姓爷”郑成功。

     

    那么,所谓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又从何说起呢?

     

    台湾实为郑芝龙发家之地。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之后的《复台》一诗中写道:“十年始克复先基”,并附注云:“先太师(即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会兵积粮于此,出仕后为红毛夷酋弟揆一窃据。”谈到郑芝龙的发家致富史,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说说郑芝龙在日本期间的所作所为。

     

    在日本平户期间,郑一官加入了以颜思齐为首的武装团伙。颜思齐系福建海澄人,因不满明朝廷禁海政策,遂纠集一帮人,以台湾为据点,或从事海上贩运,或明火执仗进行打劫。明天启四年(1624年)颜思齐等人策划在平户发起暴动,因消息泄漏,仓皇逃回台湾。翌年,颜思齐病死,郑一官被推为首领。这一团伙共有十八人,以“芝”字为首字取名,郑一官名芝龙,其余依次为虎、豹、鹏、鹤、凤、彪、麒、豸、獬、鹄、鄂、熊、蛟、蟒、鸾等,号称“十八芝”。之后,这一团伙便大肆造船买炮,招兵买马,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海上一霸。

     

    但是,要知道郑氏家族并不是一般的打杀劫掠的海盗,而是通过掌控制海权牟取暴利的海上武装集团,后来郑成功等人更是借助亦官亦商之便,把郑氏家族经营海上贸易的传统发扬光大之至。

     

    且看郑氏家族是如何通过暴力聚敛财富的。

     

    清道光《厦门志·旧事志》:郑氏家族在金门、厦门“树旗招兵,旬日之间,从者数千。勒富民助饷,谓之报水。”所谓“报水”,计六奇《明季北略》有详细说明:闽、浙沿海渔民素以海上贸易获利,海盗则事先隐匿海岛“为巢穴,伪立头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为输银之多寡,或五十两,或三十两、二十两不等。或未发给票,谓之‘报水’;货卖完纳银,谓之‘交票’,毫厘不少,时日不爽。” 郑芝龙控制东南海滨之时“岁入例金千万”。

     

    而郑成功的海上经营大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海路仁、义、礼、智、信五大商行经营东、西洋海外贸易,每一字号统辖12艘商船,每艘商船每年缴交本息大约万余两;二是通过陆路金、木、水、火、土五大商行经营沿海与内地的贸易;三是建造船只出租收取船税和商税,视船只大小一年收取10003000两不等;四是通过发放商船牌照收取“牌饷”即保护费,每艘船视大小收取5002000余两饷银。

     

    郑氏家族的财富究竟有多少,我们从郑成功中左所之失即可略窥一斑。

     

    清顺治八年,清军攻打郑成功驻所中左所。一年之后,郑成功在答复其父的信中称:“己丑岁……袭破我中左,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按照金银比价约一比五的比例,90余万两黄金折银约400余万两,还有数百镒珠宝、数十万斛(一斛折合五斗)米粟,数目已相当可观。如果再加上郑氏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地的财物,以及郑成功亲弟弟掌管的在日本的产业,郑氏家产之巨,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要知道明朝廷在漳州月港开放的全盛时期,一年所收税银也不过是29000余两而已,郑氏家产可谓富可敌国,完全是通过海上经营积攒起来的。

     

    从郑芝龙到郑成功,到郑氏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是把海上贸易作为聚敛钱财的主要手段。郑氏军费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向老百姓筹饷筹粮。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郑成功在每次较大军事行动前,基本上都要布置筹饷筹粮。从永历三年至永历十四年(1649-1660年)郑成功部在驻地周围进行筹饷筹粮达50余次。涉及近百个县、乡、村寨。所谓筹饷筹粮,实际上是予求予取。稍有不从,便兵戎相加。《先王实录》中不乏乡民因拒绝纳饷而被攻破山寨,“剿杀无遗”的记载。

     

    郑成功之子郑经继承郑成功的藩位后也是按照郑成功的方式获取粮饷。而据郑成功的育胄馆的谋士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郑经当权时,派兵攻寨夺粮依旧是筹粮饷的主要方法之一。郑经率部攻占思明州时,“兵饷取给于东宁”,后因“转运不及,乃以六官督比绅士富民以充之……百姓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每人每月纳银五分,名曰‘毛丁’,船计丈尺纳税,名曰‘梁头’。”“康熙十八年正月,时虽设界,而海汛往来内地,派粮如故……先是,思明州民每月每户输米一斗,自二月起,每户再加一斗。”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郑一官正式被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并获海防游击官职。后因协助朝廷剿平海盗有功,几年间位居福建总兵之尊。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十五日,郑芝龙、黄道周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改元隆武,郑芝龙因拥立有功,封为平夷侯。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

     

    台湾是郑芝龙发家致富的地方。实际上,即便是明崇祯元年郑芝龙归顺明朝廷后,也未曾放弃对台湾的控制。崇祯中,闽南大旱,郑芝龙“徙饥民数万至台湾,以人给三金一牛,使垦荒岛……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魏源《赐姓始末》)

     

    22年后,施琅(原名施郎,原为郑成功部将,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五月叛变,后改名施琅投靠清军,成为攻取郑氏家族控制下的台湾的清政府水师提督)代表清朝中央政权从仍在使用南明永历年号的地方割据政权郑氏集团手中收复台湾,施琅在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中亦称:“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将此地税与红毛为互市之所。”郑芝龙虽归顺朝廷,却将发家之地台湾依然“税与红毛(即荷兰殖民者)为互市之所”,一切还是为了生意。

     

    那么,郑成功后来为什么要收复台湾,又是如何收复台湾的?

     

    清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六月,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揆一派通事何廷斌到思明州晋见郑成功,商谈通商事宜。五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因为怀疑郑成功同台湾郭怀一起义有牵连,对郑成功往来台湾的船只多有刁难,甚至在公海上堵截郑氏商船。郑成功遂传令各港澳及东西洋各国船队,不准到台湾通商。其余商船摄于郑成功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亦不敢进入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生意受到巨大影响。何廷斌表示,荷兰东印度公司愿意每年输银5000两、箭坯10万支、硫磺1000担,请求郑成功取消对台湾的通商禁令。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看来,一切还是为了生意。

     

    何廷斌此次到思明州,还给郑成功带来一件宝贵的礼物——大员(今台南市)鹿耳门水道海图。何廷斌是郑芝龙混迹海上时的团伙成员,因不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而回到台湾,后来当上荷兰人的翻译。何廷斌对包括土著人、移居台湾的大陆人以及驻扎在台湾的荷兰人的情况十分熟悉,也知道荷兰人镇压郭怀一起义后台湾的大陆人甚至土著人都有人心思变的情绪。而在郑成功方面,何廷斌这位父辈昔日伙伴的到来不仅使他更深入地了解郑芝龙当年如何从台湾起家,何廷斌关于台湾“沃野数千里,实霸王之区”的描绘使他平添了对这一宝岛的向往,鹿耳门水道图更使他消除了出征台湾的军事顾虑。

     

    《先王实录》记载:郑成功曾与部下“议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前镇、仁武镇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属。”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在思明州传令大举修造船只,听令出征,并召集文武官员,宣布“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显然,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建立郑氏家族的根据地,安顿自己及一众将领的家眷,以免除在外与清军对抗时的后顾之忧,并可作为将来生存发展的基地。何来所谓“抗击外来侵略者,捍卫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想法?

     

    同年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率船队从金门料罗湾出发,踏上收复台湾的征程。在围困荷兰殖民者揆一据守的台湾城(即热兰遮城堡)长达九个月之后,揆一终于在十二月初三献城投降。而就在揆一团守孤城、岌岌可危之际,郑成功曾派通事李仲入城劝降。李仲对揆一说:“此地非尔所有,乃前太师练兵之所。今藩主前来,是复其故土。”可见,郑成功收复台湾,是所谓的“复其故土”,收复的是他郑家的土地。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改台湾一带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县为天兴县、万年县,改台湾城为安平镇。

     

    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五月初八,一代枭雄郑成功狂症发作,以双手抓面而逝,时年仅39岁。五月十四日,郑成功之子郑经在洪旭、黄廷、王奇秀等文武官员的辅佐下,向名义上的南明小朝廷修表上书,由郑经继承郑成功的爵位,号称世藩。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死。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闰六月初八,郑克塽派人将降表送到澎湖施琅大营,转呈清廷。八月十三日,施琅统领水师从鹿耳门登陆台湾。八月十八日,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以及故明朱氏宗室成员剃发就抚。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清朝廷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福建总督府设置道官一名,称台厦兵备道,督察台湾、厦门事务。

     

    其实从本质上说,郑成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盗,一个见利忘义的商人(笔者曾有《贪官戚继光,污吏辛弃疾》一文,对所谓的“抗倭英雄”戚继光所造成的另一个历史误会有所论及,可供参考)。就郑成功而言,撤退到台湾完全是迫不得已的;而对历届中国中央政权而言,郑成功是代表中国最高政权(哪怕是早已名存实亡的南明政权)在台湾岛上实施行政管理的第一人。这使郑成功获得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而这却是历史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

     

     

    *资料来源:李启宇《厦门史略》

  • 盛宣怀宣统元年二月五日《致外务部尚书那琴轩函稿》慨叹“大丈夫有精神方能有事业”,并于宣统民国之际着手刊印“卫生丛书”,正是盛宣怀晚年苦于疾病缠身的深刻体验。

    盛宣怀早年入幕李鸿章,后来平步青云,主持晚清交通三政,掌握的又何止是一人一地的经济命脉。盛宣怀一生宦途起伏不定,实在是耗神耗力,并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专程赴日治病。宣统元年(1909)遭丧子之痛后,即以收藏图书遣怀。

    盛宣怀的注重养生从其收藏的图书书目上亦可见出,《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显示收藏医书达296种,甚至超过了儒家类收藏。

    盛宣怀一生劳顿,因其以文案幕僚起家,直至他官居高位之后,凡涉施政大计依然亲自起稿,可谓百无一暇。盛宣怀民国五年(1916)三月卒于上海,享年七十三岁,中寿而已。

     

    *资料来源: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

  • 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得近水楼台之便,名人轶事此起彼伏,令我等素喜挖掘学者八卦之人乐不可支。钱钟书给杨绛的一封“情书”中署名“门内角落”,经作者解释,始知为钱钟书打趣之语。蓋用吴语读“门内角落”音近英语“MONEY CLOCK”,意为“钱”“钟”也。

    忽然想起由来已久的鍾鐘之辩。钱钟书之名,若依正体,应书为“錢鍾書”。汉字简化后,“錢鍾書”简为“钱钟书”。因“鍾”、“鐘”二字均简化为“钟”,故“钱钟书”之“钟”即引起有识之士之异议,他们坚持应写为“钱锺书”而不应写为“钱钟书”,蓋“钟”既可指代“鍾”字,亦可指代“鐘”字,而“鍾”“鐘”二字实不相同,相差甚远也。

    诚然,“鍾”、“鐘”二字除酒器、量器、乐器、响器四义可互通外,“鍾”另有一义乃“鐘”无法取代也,即“鍾”有专注之意,“錢鍾書”之“鍾”蓋指此意。然,汉字简化之后,鍾鐘不分,均书为钟,如钟情、钟鼓、时钟之类。

    观英文CLOCK之意为“时钟”,不要说与“鍾”之本意不符,即便是“鐘”亦无“时钟”之意。钱钟书自是通人,这是大学者开的一个小玩笑。要么用正体字写为“錢鍾書”,要么依国家规范的简化字写为“钱钟书”,何必弄出个所谓的“钱锺书”来,我看大可不必,似有脱裤放屁之嫌。
  • 《聊斋志异·鸽异》:“鸽类甚繁,晋有坤星,鲁有鹤秀,黔有腋蝶,梁有翻跳,越有诸尖:皆异种也。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之类,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
      
    据王世襄《锦灰二堆·鸽话二十则》十九《标点鸽名》:“按《鸽异》所列鸽名,均见张万钟《鸽经》。鸽名为:靴头、点子、大白、皂子、石夫石妇、鹊花、狗眼。”
      
    则《鸽异》篇中鸽名应标点为:……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之类……,盖皂子即为黑,石夫石妇即为石夫妇,鹊花即为雀花也。
      
    看来《聊斋志异》的标点者并非所谓“好事者”,不能辨之也。
  •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而此前,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0日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文》,号召肃清匪共,并于1931年7月发动对红军第三次围剿,此时正取得节节胜利。蒋介石于9月19日赴南昌督战,获悉沈阳事变的消息,即于次日返回南京。

    蒋介石这个时候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他深知此时对日作战并无必胜的把握,如果仓促应战,无异于自取灭亡。而对内而言,既要面对国民党内部的频频“逼宫”,又要分心遏阻中共的蓬勃发展。而此时红军依靠江西进行的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已渐成星火燎原之势。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而导致张学良因命奉行的不抵抗遭致国人指摘,怨声载道。殊不知,正是由于蒋介石对当时中国国力及国民精神的清醒研判,忍辱负重,使全面抗战延缓了近六年,黄仁宇将之视为是蒋一生中为祖国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完全由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制造。事变次日,若榇内阁即宣布“不扩大”政策,9月24日,又宣布关东军仅采取“自卫行动”,且即将撤回南满铁道。可是,军方已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若榇内阁于年底辞职。继若榇礼次郎之后于1932年组阁者为犬养毅。此人与蒋旧识,希望和平解决事端,曾派私人代表去见蒋介石。结果,犬养毅于1932年5月10日遭激进派暗杀。

    可见,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约束军人,和平解决事端,并非完全不可能。况且,由于国力羸弱,无力抗战,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各签字国进行干预,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仍抱有极大的期望。

    故蒋介石在听闻国联决议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之后,在1931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内统一之转机,如天下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或不致失败乎?”

    此后国联调查团来华,日本人在东北成立满洲国,美国提出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因英国作梗而作罢等等,中国人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破灭。

    1932年7月,热河事变爆发。日军不断进攻。蒋介石派出三个师前往河北。长城抗战持续两个多月,国军死伤惨重。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蒋介石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塘沽停战协定为中国做好抗战准备争取了四年的时间。协定签订之后,日本分裂华北的运动并未停止,也未能制止日本的继续对华侵略,终于因卢沟桥七七事变导致抗战的全面爆发。

     

    *资料来源: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 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小区,这里汇聚了鼎鼎大名的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以及一些书店、出版社等,是有名的文化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即因此得名。

    这个历史上显赫的知识分子集团因为它的核心灵魂人物,一对姐妹花,而扬名世界。这对姐妹花就是赫赫有名的范奈莎·贝尔(VANESSA BELL)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姐妹俩。姐姐是画家,嫁给了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妹妹是小说家,嫁给了政治学家伦纳德·伍尔夫。

    20世纪初,范奈莎和弗吉尼亚姐妹搬到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戈登花园广场46号,随后这里便成了一堆知识分子的集会地点。1905年左右,形成了所谓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这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成员包括一些画家、作家、美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等等。像传记作家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小说家福斯特(E.M. FORSTER),经济学家凯恩斯(J.MAYNARD KEYNES),美学家弗莱,画家格朗特,当然还有两位姐妹的丈夫,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和政治学家伦纳德·伍尔夫。他们经常集会,往往在餐后开始辩论一些事关世界与人类的大事。

    不过,我们无意于考论这个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在学术上的种种成就,倒是其间惊世骇俗的性关系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

    先说这对姐妹花,姐姐范奈莎·贝尔的丈夫克莱夫·贝尔大部分时间住在他的众多情人那儿,偶尔回来看望妻儿,还把情妇带来让家人品评;弗莱与范奈莎夫妇成了好朋友,更与范奈莎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可是范奈莎后来却决定与格朗特组成新的家庭,不过弗莱始终和这个家庭保持着终身的友好关系,甚至范奈莎的儿女在克莱夫·贝尔淡出家庭关系之后一直把弗莱当作他们的父亲。而格朗特是个双性恋者,他的同性恋人就是凯恩斯,凯恩斯在范奈莎家里有自己的房间,与格朗特维持着长期的同性恋伙伴关系。妹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同性恋故事也不少。斯特拉奇也是同性恋,可是女画家卡琳顿却在斯特拉奇去世后为他自杀,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之深。

    这个奇怪的大家庭,白天各人忙各人的,晚餐后辩论辩论世界大事,到了晚上,谁跟谁睡,自由选择。这样的性关系实在是有点那个,看得人眼花缭乱,不知道你看懂了没有?

    不过,这种性关系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友情,也许正因为彼此之间深厚的友情,性关系可以不断的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需要。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种种作为,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资料来源:赵毅衡《有个半岛叫欧洲》

  • 花尼姑* - [乱翻书]

    2007-12-07

    花尼姑的花和花和尚的花不一样。

    花和尚虽出家修行,却不守佛门戒律,照旧喝酒吃肉找女人,此花乃花心之花;而花尼姑多为自小送入尼庵,并非自愿皈依,所以不弃青丝带发修行,且大多面容姣好,此花是花旦之花。花尼姑必是庵中佳丽,可称艳尼。

    人家老人寿丧,亲戚们集资送一堂尼姑拜忏,一般是一堂七尼,由一个光头老尼带队,主钟鼓领唱。其余皆是艳尼,唱经之声袅袅,别有一番风味。拜忏大都通宵,年轻小伙子们宁愿不睡觉,也要来听这群芳会唱。到了半夜三更,人少的时候,难免动手动脚,花尼姑们倒也半推半就。唱到婉转处,一声再来一个,立时挣得不少小费。

    这样的场景真是让人向往的很。

     

    *资料来源:吴藕汀《药窗诗话》

  • 提起戚继光,总是与“抗倭英雄”的头衔联系在一起。其实他在明嘉靖三十六年时还只是个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此时的倭寇已是强弩之末,老大汪直已被胡宗宪搞掂,残余势力只是游荡在浙江福建交界沿海一带。后来戚继光还因为一直摆不平倭寇余党于岑溪而遭到免官。看来他对抗倭并没有作出什么了不起的贡献。

    让戚继光牛了一把的是嘉靖四十二年,倭寇都到了福建,他作为副总兵(俞大猷为总兵官),在广东总兵的驰援下破了倭奴。这大概就是戚继光所谓“抗倭英雄”之誉的由来。

    此时的福建巡抚正是戚继光任宁、绍、台参将时就早已勾结在一起的谭纶(谭当时是台州知府)。在福建抗倭期间,戚谭沆瀣一气,邀功自傲,从朝廷捞了不少好处。后来谭纶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时,将戚调任蓟州总兵。两人均是当时朝中重臣、当朝首辅张居正的死党。

    戚继光除了重金购买美女献给张居正之外,还给张府送了不少礼物。当有人参劾他时,在蓟州的账簿竟然不知去向。张居正威权震主,与戚继光手握的兵权是分不开的。

    而所谓的豪放派“爱国词人”辛弃疾本来就在金国占领的地方长大,早已是金国的顺民,直到二十三岁时才返回南宋。他回国以后,钻营腐化、奸贪凶暴,视赤子如草芥,哪里作得出如此气壮河山的爱国之词。其实,所谓的《稼轩词》,均为枪手刘过刘改之所为。

    刘过在辛弃疾帅淮时,被收罗在幕府之中。从此成为辛词枪手,一发而不可收拾。刘过倒是一个豪放之人,为人慷慨,才气纵横,多少年来,为辛弃疾着实费了不少心血心思。辛弃疾也不得不将搜刮来的钱财重重酬谢他一番。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不过,刘过也当得起是受之无愧。

    “抗倭英雄”戚继光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实在难以名实相副,这两个头衔其实应该还给俞大猷和刘过才对。不过,倒是有另外两顶帽子送给这二位,却是显得恰如其分,那就是:贪官戚继光,污吏辛弃疾。

     

    *资料来源:吴藕汀《药窗诗话》

  • 张北海的北平 - [乱翻书]

    2007-05-28

    只能怪自己孤陋寡闻,竟然连张北海都不知道。看《侠隐》,完全是因为印在书底的阿城只有几句话的推荐词。

    《侠隐》故事简单,写复仇。1936年,一个从美国回到北平的青年侠客,为了5年前的师门血案,苦寻仇人并最终成功复仇。不过,张北海的写法却不一般。有人称之为颠覆性的新派武侠小说。我却觉得不像武侠小说。

    《侠隐》通篇就是一个梦,一个张北海关于记忆中的北平的梦,或者说竟是张北海刻意雕琢复原的一个关于1936年的北平的梦。复仇故事始终在北平的街巷胡同、衣食住行、岁时节俗中展开。熟悉北平的人会惊异于张北海在描述北平时的“细节精确”,每条街每条巷每个胡同都是那么准确,就像一张导游图。写吃,中餐西餐宴席小吃涮羊肉无所不包;写穿,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单的夹的棉的应有尽有。既有洋车,也有汽车。既有四合院,也有大饭店。吃穿住行,庙会堂会,如何裁缝,如何访客,各种年节习俗,应酬送礼,人际交往,黑道白道,秋冬春夏,凡此种种,交代得是清清楚楚。正是这些“不忍删除的细微末节”让人读后大呼过瘾。阿城说得没错,“果然好看”。

    武侠故事反而是一条线索,把各种各样的北平细节串联了起来。看到的,听到的,说的,做的,巨细无遗,都是1936年的北平。张北海用了6年时间营造出来的气氛,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包罗万象的北平世俗全景图。张北海让你相信,你看到的正是1936年的北平,不会错。只不过,江湖却正在成为过去,太行派掌门李天然,也许就是张北海心中的“最后一个”侠客。这也许也正是“侠隐”的真正意义。

    张北海的文字真好。没有想到《侠隐》竟是张北海的第一本小说。查了查张北海的资料,才知道他是旅美作家,从联合国退休后隐居纽约,是以一系列写纽约的散文,像《天空线下》、《美国邮简》等等而蜚声海外的华人作家。《侠隐》里其实写“武侠”的文字并不多,不过却都很出彩。比如写夜行,“……他一动不动地立在屋檐下暗影之中,总有小半支烟工夫。然后上前迈了两三步,吸了口气,一矮身,蹿上了房。他伏着身子,前后左右巡视了一圈,伸手试了试屋瓦,还挺牢,瓦沟里有些半干不潮的落叶。他站起来查看了下自个儿的影子……”,一看就知道是行家里手的文字。诚如阿城所言,这样的文字具有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而张北海的文字,正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从纽约到北平,张北海复活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他真的做到了。

  • 鬼样子 - [乱翻书]

    2007-04-26

    蒲松龄《聊斋志异·章阿端》里说:人死为鬼,鬼死为聻。鬼之畏聻,犹人之畏鬼也。说明鬼的可怕。中国的鬼神崇拜由来已久。鬼在人的心目中是一种诡异的东西,往往拥有人不能拥有的力量,或者叫法力。而且,在人看来,鬼并不好看,不是青面獠牙,就是鬼头鬼脑。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我们每天都要跟人打交道,对人司空见惯,要画出人的神采,往往并不容易,更见功底。而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鬼,见鬼的毕竟是少数,不知道鬼长得什么样子,只要画得与人不同,怪模怪样,那也就不妨称之为鬼样子。

    其实,鬼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这里说的鬼是家鬼,就是祖宗。远古以来,古人就相信人死后是存在灵魂的,这就是鬼。先人的鬼魂会保佑后世子孙的福安康,所以我们要祭拜祖先。鬼并不可恶,不像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丑恶的东西。殊不知鬼的本义恰恰相反,鬼是一种美好的东西或者是有神威的东西。比如,美好的玉就被称为瑰。而瑰宝一词,更是说明了对美好事物的歌颂。而鬼的这一意义的来源却与面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鬼字中间的田字,指的并不是田地,因为田地的概念是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也就是井田制出现之后才形成的。它的实际意思指的就是面具。所以,鬼字的本义就是指戴着面具的人。人之畏鬼,鬼为何令人生畏?就是因为鬼的面具充满神威。所以,畏字里面也有个田字。戴着面具的祖先,在远古时候与天地争斗,充满神威,所以被称作鬼,代表了祖先的神灵。祭鬼的习俗也就流传至今。到如今,我们依然可以在各种祭鬼的仪式比如傩舞中,甚至在西方的万圣节中,看到人们佩戴面具的情景。